深伪是一种新型“偷窥癖”

港大法律系学生Yvonne，是X当时的女朋友，事发后二人已分手。

今年2月中，她在X的同意下借用其电脑，无意间发现一个文件夹，内有25个档案，全以女性名字命名。Yvonne认出，当中绝大部份是同系女同学，还有X的中学老师及小学同学。

她点开看，发现里头全是照片：有当事人的社交媒体截图，还有用Deepfake（深度伪造，简称深伪）技术制作的色情照，加起来共700多张。“每一个folder（资料夹），就代表一个受害者，”Yvonne感到很惊讶。生成影像的建档日期较早可追溯至2024年5月，她推断，X的行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Yvonne的感受混杂：一方面觉得被X背叛，另一方面反问自己为什么介绍朋友给X认识。她推测，受害人是X“性幻想的对象”，他的行为就是“将窥探别人私隐的欲望具象化”。

她挣扎过要不要告诉受害人，最后“觉得做正确的事，比起我当时对他的感情更加重要。 ”她想保留证据，用手机拍下档案里的每一张照片，然后把它们从电脑全部删除，以防止外传。

记者记者打开X使用的深伪网站，发现该网站有多国语言版本，设免费及付费服务，可用于“裸体脱衣”或“试验幻想”。用户须先注册，登入前会提醒“未经许可不得使用他人照片”。

岭南大学社会学学者黎苑姗长期关注性别议题。她对记者指出，制作深伪色情影像“一定跟性有关”，它的本质“就是脱人衣服”，而影像即使是伪造，亦是一种性暴力。“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不可以生成你的同学当特首，或者做太空人登陆火星呢？”

黎苑姗坦言，无法凭空评论制作者的心态，但她援引针对偷拍者的研究作类比，指出其想法离不开掌握权力、性满足或者报复。

决定充当吹哨人的Yvonne开始通知认识的受害者。小光是其中一人，她看过那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档案，里面有其生活照及学校活动照，还有以此生成的三类图片——泳衣照、裸照及正进行性行为的照片。

小光觉得很恶心，“你知道是假，但仍有一种好像被人看到真的一样，有少少好像无穿衣走出街的感觉。”相片不算十分逼真，但她认为问题并不在真与假。“在受害者的角度，或者是加害者的角度，我会觉得自己被人看了；加害者会觉得：我看到你的（身体）。”


“这是一个法律黑洞”

然而，香港的法律和英国有所不同。

香港有专门应对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的刑事法例，但不适用于此个案。

2021年，香港修订《刑事罪行条例》，监管窥淫、偷拍及未经同意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等行为，当中私密影像的定义涵盖以深伪或移花椄木方式等“经修改”的影像。

法律评论员黄启旸对记者表示，法例涵盖深伪算是进步，但条文要求的犯罪元素是“发布”，犯罪意图则是令到被描绘者有困扰等心理状况，“他纯粹自己收藏，自己观赏， 未必符合这个犯罪意图的部分”。

香港个人私隐专员公署回应事件时，在新闻稿中引述“起底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即未获资料当事人同意披露资料，意图或罔顾导致伤害，并指已就港大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但没有交代调查对象。

黄启旸指出，该条例重点在于“披露”，“如果他（X）不是打算让人看的，那就很难算是披露”。

至于有声音指吹哨人揭发事件或侵犯私隐，黄启旸认为，若社会觉得制作深伪是一个冒犯或违反道德的行为，那揭发也是一个合理的辩解理由。

黄总结，在现行法律下，“单纯制造深度伪造的色情图片，应该都不会是刑事罪行，”他补充“香港唯一不发布也会有罪就是儿童色情。”

获悉事件后，这群法律专业的学生展开寻找法律条文的旅程，尝试寻找可处理的出口。小光也找过上述条文，发现均不适用，另有同学曾经对比受害者年龄与图像生成日期，亦未见触犯儿童色情的情况。

小光最后发现，较为相关的香港法例剩下《性别歧视条例》。根据该条例，性骚扰属于民事违法行为，当事人可向独立机构“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投诉或向法庭提诉。

法律学者、律师庄耀洸曾担任平机会反性骚扰运动工作小组副召集人，他亦认为这是此案直接相关的法律。他解释，就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对方感到冒犯侮辱或者威吓，就是性骚扰。

不过，黄启旸向记者指出，“若你在受害人面前拿那些照片给他看，就很明显是性骚扰”，但若受害人感到受伤害，仅因为知道对方曾制作深伪色情，其连结相对间接，担心难循性骚扰处理。


校方的冷处理


Yvonne最终找到17名愿意跟进的法律系受害者，Emily是其中一个，“香港现行法例应该是涵盖不了，所以我们没有去报警⋯⋯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找学校。”

她们相信学校会是一道防线。

3月中旬，她们发电邮向香港大学提出两项要求：召开纪律委员会；为部分同学安排调课。不到两周，校方约见代表小光及Emily，还有揭发事件的Yvonne。

与会学生说，会上，教职员直言咨询过律师，但目前大学规程无法应对X的行为，难以处理。

三个学生代表觉得不合理。据她们理解，纪律委员会曾经处理学生抄袭或伪造上课纪录的个案，有学生被罚停课或者在成绩表留下纪录。Emily当下反问教职员：“现在的事情（是否）比抄袭或是拍卡假装上课更严重？”她指，教职员承认情况更严重，又称校内框架失效，有待更新。

“我们都明白，大家都读法律， 你有规矩你才可以处理。但有时候，有些情况是否要这样死板呢？我们都会问学校，会否可以帮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呢？”Emily说。

最后校方向X发警告信，并要求X道歉，又指学生可办络校内的平等机会办公室，若决定报警，涉事者罪成，校方可惩处。

4月中，教职员透过电邮向小光抄送X的亲笔道歉信，还提醒切勿公开信件内容作为报复。“一打开pdf（文件档案）就只有半页，”小光说，道歉信只有60字。X在信中也没有提及自己所做的事。

Emily觉得校方不应如此了事，目前做法会令到对方“没有后果”。她认为起码要在成绩表留下纪录，“要令到他觉得够深刻，他才不会再做”。

她与X本身是朋友，曾一起上课、吃饭，参加比赛。事发至今，她仍然不敢看自己被生成的照片，“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画面， 我想会比较少创伤。”

Emily说，事发后校方迟迟未处理调课安排，使她仍要与X在课堂上见面。她与另外一名受害者曾至少四次跟X共处同一个课室。“我们承受不到这样近的距离，觉得专心不了、视线连避都避不了。”

法律学者庄耀洸认为，校方或因规则所限，目前无法处罚涉案者，但仍然有责任保护受害学生。

他指出，学校有责任向学生提供“包括性方面没有敌意的环境”，避免二次伤害。而校方在接到投诉后，应要先由熟悉性别议题的联络人介定事件性质，向学生解释求助路径，同时将事件主动转介至有关部门跟进。

香港大学连发两份声明确认事件，指涉事男生承认其涉嫌行为，校方向他发出警告信，要求他向受影响同学正式道歉。声明又指，该人对其行为感悔意，已退出下学年海外学术交流。

校方表示，对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骚扰或不当行为“零容忍”，处理案件时按《香港大学条例》、规程及法律法规评估，并澄清“不代表投诉结案”，相关部门近期再与相关同学联系，港大亦会配合执法机构；另会加强教育和宣传，提升学生法律意识和道德操守。

香港行政长官、议员及不同机构亦迅速回应事件，但坊间也有言论认为：男同学没有犯法，是吹哨者太多事，不公开就没有伤害；受害者是“女权”、“思想警察”……

这些批评再次将她们卷入一场法律与道德的思辨。

诗慧自言是三人之中自我怀疑时间最长的人，受访过程中一直戴着帽子，再用风衣盖着头顶。

她看过自己被生成的图像后，有一段时间不敢使用社交媒体，“你越想越发觉这件事是避无可避，甚至你都不知道，究竟可以怎样预防这件事的时候，就会开始害怕。”

诗慧理智上知道，社会惯常审视性暴力受害者的言行举止，自己不需要有同类想法，但还是无法阻止脑中的轮回，“是不是我贴的那张照片、我自己的衣着打扮、我的什么有任何问题？ 导致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做这样的行为呢？”

相比诗慧的自我怀疑，小光则笑言自己“过于理直气壮”，是“完美受害人”。

小光直言诗慧的自我审视荒谬，“我们竟然要在这里不断强调自己社交媒体发的东西好正常。我穿什么不代表他要整我，不（要）合理化这件事”，并批评社会对待性暴力的行为太过宽容，常以合法与否作为判断对错的标准 。

“法律未跟得上这个位置，我们着眼的不是‘What the law is’（法律是什么），是‘What the law should be’（法律应该是什么）。”小光说。

诗慧曾与朋友分享案件，但得到“他好像没有犯法”的回应。她一度动摇，“没有案例、没有法律去跟我说这件事是错的，那我怎样说服自己这件事是错的呢？”甚至质疑“可能是我自己太敏感呢？难道我要刑事化所有有性幻想的人吗？ ”

诗慧一度失语，“这件事是你知道出了问题，但是你讲不出究竟它哪里是问题”。后来再细想，她直指，制作后便有被发布的风险，而且过程没经过当事人同意，已剥夺性自主权。她认为这种行为不止是“性幻想”，“当你真的将你的思想变成一个实质上的图片，然后保留在你自己的电脑里。整件事的性质都不一样。”


香港法律“应该再行前多半步”？

2022年，英国法律委员会曾就“滥用私密影像”立法发表报告，报告虽然承认制作行为侵犯受害者的性自主权，但因为难以判定伤害的严重程度和执法困难，一度不建议将其纳入刑法。后来英国于2024年将分享伪造色情影像列为刑事罪行，至今年6月确认将扩至涵盖制作行为。

英国法律学者麦克格林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应将“制作”定为罪行，一方面协助执法，因事情发生时，受害者能报案，警方可起诉；同时能定调社会价值观。她解释，大众知道制作行为是犯法外，受害者亦被肯定及理解。

她说，“任何刑法只有在融入日常行为才会变得真正有效——人们会去遵守它，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不会不断质疑它。”

2021年，香港窥淫罪立法，谢伟俊是该法案委员会的委员。他回忆，当年法案涵盖“移花接木”，是因为社会出现类似趋势，但因执法困难而未将藏有或制作纳入监管。四年过去，谢伟俊坦言港大事件令人震惊，或是好时机“应该再行前多半步”。

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资深大律师毛乐礼日前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称，政府应制定“针对性法律”处理AI生成影像问题。他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肯定无法阻止有类似坏念头的人将其付诸实行”。他又相信，只要政府愿意解决，立法工作可以“非常迅速地”完成。

法律评论员黄启旸认为，刑法扩至涵盖制作行为，虽有其道德基础，但应由社会讨论，需要民意代表做价值判断，但“我们的民主的机制就未必发挥到这个作用”，同时担心法例有被滥用的风险。

记者向保安局查询会否修例。当局回覆称会不时检视现行法例的适用性及有效程度，确保法例能与时并进。警方表示，如有犯罪情报会执法，亦会网上巡逻，联络平台要求移除违法或不当内容。

这三名法律系学生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短跑比赛，你可以甚至形容这是一个马拉松——不要预期你现在说出来，我们（政府）就会修例，没那么简单的。”小光说。

“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去保护之后的人，不要再遭遇同样的事——我可以无助，但我不想之后的人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