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书里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消费社会中的“穷”，并不仅仅指向金钱的匮乏，而是一种结构性焦虑的产物。新穷人”并非意味着真正缺乏金钱的人，而是被迫永远留在交换系统里的人。因为你永远无法停止表现。

阅读这个观点的过程里，我常常想起过往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有关“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二十几岁痛哭”的文章。绩优主义的另一种面貌，在于它的无差别裹挟：穷人、富人、老少男女，无一例外。

无论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是否家境优渥，都可能在这个时代的逻辑中感受到“无力”。文科生的才华如若不能在当下转换为商品、为平台所用，就可能被判定为世俗意义上的“无用”；普通人哪怕努力拼搏、学习、成长，也可能因为“没有转换成高效产出”而被忽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效交换但却无法深入交流”的社会。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对价”，每一段关系都围绕“资源”与“价值”展开。当交换成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方式，那些不能交换的时刻——比如发呆、沉思、脆弱、哭泣，这些恰恰构成了我们主体性的时刻，则被视为“低效”，以至于被社会排斥。

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到恐惧。如果某一天我失去了价值，是否就失去了被爱的资格？是否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理由？这也是消费主义社会最隐蔽且最刻骨的设定，让人把“存在”与“产值”画上等号。

当下的社会需要金融人才，那么考入清北的金融专业，则代表着“绩优”；明天新的消费行业转向AI，那么编程天才则应邀成为头号宠儿；游戏、直播、短视频，这些曾经被简单视为“泛娱乐产业”的内容行业，其中的某个个体一旦完成了商业化的闭环，也因为其价值得到世俗意义上的认可，足以置换“珍贵”的资源，这条路径，则会立刻被冠以“另辟蹊径”的荣耀。

说到底，绩优的标准，其实只在于社会在某个时段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力。而置身于大环境中的你是否与之匹配，则决定了你是否“值得”。

这种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它让人只能依靠“表现”去换取生存的正当性。你不再是“你”，而是绩优的你，是“符合逻辑的你”，是“有交换价值的你”。如果你暂时失去这种价值，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的休息、喘息、偏离，都会迅速陷入巨大的罪恶感与无价值感。所有的定义，都是“他律”，而不是“自我”。

于是，焦虑开始成为一种非主观的、不可逃避的状态。

我们没有时间认真生活，只能不断“为未来做准备”；我们没有余裕真正去享受收入，因为下一次的不确定永远在等着你。我们读书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买房，买房是为了成为“稳定的自我”。可在这个过程里，谁又在定义“稳定”？在这个不断更新迭代的世界里，没有哪种稳定不是暂时的。

而你越是意识到这一点，就越痛苦。

因为我们明白这一切是无解的，所以你会在无数个普通的夜晚，忽然感到意义空虚；惯性地打开社交网络后，被焦虑裹挟着的消费内容不断刷新，过剩的意义再一次形成焦虑的闭环，笼罩、裹挟着你。

项飙曾在一次访谈中说：“焦虑是你主体性的反应。”意思是，焦虑不只是被动的情绪，而是这个世界对你的某种叩问，它逼你做出新的回应、新的表达。这句话一度让我陷入沉思。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换逻辑无所不在的社会，从绩效到情感、从点赞到业绩，从亲密关系到平台流量，每一个动作都被动地嵌入“结果”与“反馈”的系统中——那么，我们还有没有逃离的可能？

也许只有当你真正停下来，经历过一次“掉队”、一次“失败”，你才会发现，那些曾让你痛苦的东西，其实并不构成你本身的万分之一。

我们终将会意识到，人的一生很长，绩优主义没有尽头。哪怕今天达成了目标，明天就会有更新的版本、更高的门槛、被重新定义的“成功”在等着你。你会发现，追逐这条路径没有终点，只有不断被耗尽的精力和一次次延迟的“满意”。

更难的是，生活其实不会主动告诉你这些。你需要在一次次的疲惫、一场场自我怀疑中，慢慢建立起一个不依赖他人认可、不依赖外部指标的内在尺度。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唯一设法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在路上。

如果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努力与选择能改变的余地都很少；如果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都失效，新的方式也没有被发明出来，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宽慰自己——眼前这条陌生的路，现在已经是熟悉的了。

就像鲍曼在书里写的那样，我们仿佛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且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它带来的焦虑与困扰，但这也许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面对过剩的可能性，采取“无为主义”的态度，是一种自救。

“我们期待个体在一个无法改善的世界上寻找一个还能忍受的地方。世界注定要完，但每个个体都必须在这场社会的衰亡中找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对此，鲍曼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思考，创造，尝试不可能的事。

“如果明天世界会毁灭，我还是会种我的苹果树。”

——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