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见毛用餐排场戴煌直言惹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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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江苏阜宁人，1944年16岁时参加新四军，加入中共；19岁入党媒新华社，当过军事记者、政治记者、高级记者。

2007年，反右派运动50周年之际，戴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直斥“毛泽东是一个大骗子”，骗了中国，也骗了他本人。这个控诉背后，是他历尽磨难的21年“右派”生涯。

今天，我们就根据戴煌的自传《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等资料，谈一谈他的非常经历。

毛泽东“引蛇出洞”

1957年5月，毛泽东以“引蛇出洞”的方式，鼓励党外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承诺“言者无罪”。一时间，许多党外知识分子纷纷响应号召，开始掏心窝子，提意见和建议。

但一个月后，毛见“蛇”已被引出“洞”了，立即将“帮党整风”运动，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提意见的党外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目睹这一切的戴煌想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展？1957年6月13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北京高校党员干部开会，动员党员给党提意见。在外交学院学习的戴煌参加了。

彭真告诉与会者，不要受社会上“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中共不是一条心。他们假装响应党的号召，骨子里却要推翻党的领导。

彭真说：那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内外有别’。”“支部书记、支部委员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做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不会把这些人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党中央在这里向大家作保证”。

彭真的讲话，把戴煌的疑虑全部打消了。当晚，外交学院三个党支部召开联席座谈会。戴煌第一个发言，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神化毛泽东，干部搞特权”。如任其发展，必将导致国蔽民塞，全国都会跟着遭大难。解决问题有效的办法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举国上下都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等。

戴煌反对“神化与特权”，和他的亲身经历有关。1956年春，在新华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一位秘书传达了中共元帅朱德从苏联带回来的秘密报告，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内容是“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戴煌听后，触动很大。从此，他的个人崇拜情结开始转变，不仅怀疑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产生怀疑。

1956年6月，苏联舰队访问中国，戴煌到上海采访，看到毛泽东等“首长”用餐的排场，他大吃一惊：“有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令人目不暇接。”

一个月后，戴煌回到阔别多年的苏北老家——阜宁县沟墩镇。他满以为经过七八年恢复建设，家乡一定大变样了。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坑坑洼洼的街道，零落不整的房舍；许多乡亲的日子过得很苦、很难。他心想，不是到处在唱“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吗？为什么我的家乡照了这么些年，还这么穷，这么苦？

经历这些事后，年轻气盛的戴煌在给党提意见的时候，就一吐为快了，而厄运也很快降临到他头上。

新华社“最大右派”

新华社内部报纸迅速将戴煌的发言登出来了。接着，戴煌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报社最大的“右派”。

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一夜之间，报社大院里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责骂”戴煌的大字报。之后，是没完没了的大会批、小会斗。

戴煌不服，主动拿出连他当时妻子都不知道的一封给毛泽东的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以表明自己对党忠心耿耿。没料到，这封信恰似釜底“添”薪，一些“反右积极分子”如获至宝，称其“万言书”，让印刷厂连夜排印，全社人手一份，作为发动批判戴煌的“炮弹”。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戴煌的名。8月7日，新华社播发一条长达三千多字的新闻，“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纷纷转载。戴煌被称为“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1944年一入党就是一个反党分子”，“反党右派小集团头目”等。

与戴煌关系较好的人，不是被划成“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被划成“单线联系”的“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

发配北大荒

之后，戴煌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记者职务，工资由150多元变成28元，妻子受不了周遭的指指点点，被迫与他离婚，一个10个月大、才会叫爸爸的小女儿，被迫送给别人抚养。戴煌被发配到遥远的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他后来回忆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组的副组长，邓小平是组长，才知道上了当。”

刚到北大荒时，每人口粮定量是每月100斤。随着“大跃进运动”的瞎折腾和随之而来的三年饥荒，口粮定量减到72斤，早晚只能喝稀饭，后来越来越少，逐渐变为63斤、48斤、36斤、19斤。大家每天还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三四百个“右派”中，有将近十分之一饿死了。

戴煌身高1米78，去北大荒前，体重196斤。后来由于长时间饥饿，他穿上棉大衣、棉袄、棉裤、绒衣、绒裤、鞋子等，加在一起才92斤，扣除衣服10斤，实际只有82斤。一次，他实在饿极，跑到地里捉了许多老鼠，一次煮了大大小小82只，一顿吃完。

1960年冬天，戴煌回北京的路上，从哈尔滨经牡丹江转车，他连天桥都上不去，从月台上火车两三个台阶，都是同行的两个人抬着他走上去的。

再遭批判和劳改

回北京后，戴煌被安排在新华社资料室工作。1962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做了一些反思。之后，对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党员干部进行鉴别、平反。

1962年中国新年前后，新华社好几个领导找戴煌谈话，说是要给他平反。于是，他写了《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近10万字，坚持自己的观点正确。之后，此文被送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党委逐级传阅，结论是：材料写得很好，虽然遭了这么多大难，还能坚持向党讲真话；这份材料将被打印出来，送中南海去。

戴煌过了一段难得的安定生活，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潘雪媛。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10月，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退翻案风”的指示传达下来。曾经准备给戴煌平反的新华社领导，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戴煌仍坚持“反党立场”，准备对他进行批判。

从1963年五一过后，批判持续了整整两个月。1964年4月23日，是戴煌参加新四军、加入中共20周年。新华社专门选择在这一天处理他，罪名是“坚持反党立场”，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戴煌被发配到北京南苑附近的团河农场劳动改造。

当时，妻子潘雪媛挺着大肚子，悲伤地给他送行。戴煌被带走的第五天，潘雪媛早产一个月，生下一个女孩，她坐月子期间，一块肉都没有吃过，只吃了一个鸡蛋。

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曾经骗戴煌给党提意见的彭真等被打倒，曾经宣布新华社揪出“大右派”戴煌的社长吴冷西等也被打倒。戴煌劳教期满后，新华社没人管他的事了，劳改农场的领导只好叫他留场就业。后来，戴煌被押解到天津清河劳改农场，1969年又被押解到山西太原劳改队，在那里待了将近9年。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十年“文革”结束。1978年元旦刚过，戴煌在劳改队劳动时左肋受伤，轻轻喘口气都疼得不得了，不得不回北京过年，顺便养伤。之后，他没有再回农场。

晚年成就与误区

1978年，戴煌的右派被“改正”，之后回新华社上班。那时，妻子潘雪媛因为长期在工厂遭受压迫，已经精神失常，认不出丈夫了，后来在戴煌的照顾下才慢慢恢复。

晚年，戴煌全身心投入平反冤假错案、反腐败、反思历史等工作，写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权柄魔术师》等作品。

戴煌敢讲真话，嫉恶如仇，追求自由，反对特权，渴望平等。但是直到去世，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把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的品德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殊不知，他一生被打成“右派”21年，正是共产主义“假、恶、斗”本质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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