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苏晓康与《河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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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肥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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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记起《河殇》的朋友都已年过五旬了，那一年，最轰动的电视片非它莫属。油管上虽然有这部片子，但画质非常差，事实上，苏晓康本人也多次对此片的画质表示遗憾。今天就同大家回顾一下此片及其深远的影响，希望50岁以下的榴友也能感受一下80年代开放的氛围。

苏晓康（1949年—），祖籍四川成都，出生于浙江杭州，为中国著名文学家、记者、异议人士，著名作家。

生平
他的父亲名为苏沛，妻子为傅莉。电视剧《河殇》总撰搞人，并以此而闻名，被视为是中国八〇年代报导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因积极参加八九民运，“六四”后遭到通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控为八九学运的幕后黑手，1989年6月，逃亡至美国。曾任民主中国阵线理事。现为《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

《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时称“六集电视连续节目”），于1988年6月11日首播。在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河殇》被一些人认为是继承了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脉络，对诸多中国文化符号辨析和评判，包括黄河黄土文明、长城和龙等，同时表达了对海洋文明的向往。约2亿至3亿中国观众收看，全国报章收到读者尤其学生的来信感言。该片第一次用电视媒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改革派对于改革开放遇陷入经济困局的解读——困局源于中国文化有太多传统包袱。

《河殇》以类似报告文学的风格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论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并应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为了令这套系列片的论证更加权威，作者引用了众多西方理论，包括魏复古的水利文明、东方专制论，黑格尔有关中国陆地文明趋于保守的说法，小汤恩比的一个早期观点——“除基督教文明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经湮灭，就是步向死亡”。

苏晓康和王鲁湘为总撰稿人，夏骏为导演，学者谢选骏为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金观涛和厉以宁作为该片顾问。《河殇》片名出典于屈原《九歌·国殇》，一曲礼赞为黄河献身的中华志士仁人的乐歌。纪录片分为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六集撰稿人一共有五位，其中两位（时为39岁的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和32岁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王鲁湘）撰写六集里面四集，第六集《蔚蓝色》由谢选骏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远志明撰写。

1988年的《河殇》在80年代的中国学生运动史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是当时社会中“反传统”思潮的一个代表，与1981年内蒙古学运、八六学潮和八九学运的思潮悉悉相关，并代表了80年代文化热的高峰和尾声。

在1983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大获成功后，中国国内掀起“河流片热”的风潮。1986年，央视和日本NHK电视台耗时三年合拍了另一部“河”的纪录片《大黄河》。然而这部影片在一开始并没有通过央视高层的审批，仅在日本单方面播出。为重新带出该片，时任央视副台长陈汉元委派导演夏骏拍摄一部新的有关黄河的纪录片，重新带出对黄河的拍摄。

夏骏亲自邀请了苏晓康和王鲁湘来为影片撰写解说词。原先该片曾以《大血脉》作为片名，在王鲁湘的建议下，最终片名确定为《河殇》。
1987年9月，《河殇》正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立项。央视聘用了《走向未来》主编金观涛和经济学家厉以宁作为该片的顾问。

《河殇》播出之后，除了在思想较为激进的青年学生中受到广泛欢迎之外，更一度得到其他普通民众的热烈讨论和关注，在中央电视台曾两度重播，在校园引起“河殇热”，学生热情讨论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1988年6月，现代出版社出版《河殇》解说词的单行本（198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封面题字者同样是沙孟海。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初次观看《河殇》后曾表示“干嘛骂老祖宗呢？”但之后在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时，赵紫阳向李光耀亲自赠送了该片的录像带，并对李光耀表示：“听说你们这里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纪录片批判传统，送给你看看。”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对该片大加赞赏，表示“全体党员干部、官兵战士都应该看看，解放思想嘛。”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在各个场合多次批评《河殇》：“这片子看了就火大！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就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而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王震在散会前突然起身发言：“《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说黄种人人种不好，说黄种人愚昧，……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在批判赵紫阳的同时，也对《河殇》抨击。该片被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该节目自此被禁，该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和王鲁湘亦被官方称作为“动乱的幕后推手”，均被中央高层点名通缉。八九学运期间苏晓康与北京作家上街游行支援学生，后苏晓康逃往国外，王鲁湘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而导演夏骏亦被央视开除公职和编制，调至广告部工作。

《河殇》被禁播后，原为陕北民歌的该片主题曲《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一度也在荧幕和舞台销声匿迹。直到2014年1月30日播出的《2014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陕北歌王”王向荣同杜朋朋主唱《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让此曲重登官方舞台。

其他
台湾1980年代后期综艺节目《连环泡》“中国电视史”环节开场白模仿了《河殇》旁白的语气。

《河殇》的部分内容亦被编入中国大陆高中历史课本的官方教案中。如第二集“命运”的解说词，“（长城）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教案给出的解读为“（该说法）不正确，因它夸大了长城的消极作用而忽视了长城的积极作用”。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出版书籍《海殇》，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书名就是针对《河殇》而起。只不过《海殇》的观点与《河殇》完全相反：不但剖析和反思了“蓝色海洋文明”、尤其是欧洲文明的衰落，而且亦表达了“为了生存，欧洲的‘蓝色文明’必须向中国的‘黄色文明’学习”的观点。

辨误
美国并非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西方国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都机场握住了周恩来的手。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同西方握手。”（第二集“命运”）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西方国家是瑞典，两国在1950年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24]而中国与法国也于1964年建立了外交关系。

登月宇航员在太空并不能看见长城（第二集辨误）：房龙在1937年出版的《地球的故事》中猜想：中国的长城是月球上的天文学家唯一能看得见的建筑物。关于能否从太空中用肉眼望见长城，一直存在争议。长城和一般高速公路差不多宽，本身并非发光体与反光体，在几百公里以上不借助仪器用肉眼观察是不可能的。神舟五号的宇航员杨利伟称，在2003年他的太空之旅中没有看到长城。

严复跟伊藤博文并非同学：中国民间流传当年严复是全班（或全校）第一名毕业，伊藤博文得第二名。“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传统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第六集“蔚蓝色”）这个故事最早可从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中找到，后来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均引此说。

作者表态
2014年，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表示，以现在的眼光看，《河殇》的思考水平有限，并且很肤浅，表示西方文明也有毛病。

2015年，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指出，《河殇》并非对中华文明抱有敌意、或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而是针对80年代各种旧观念对国家发展的束缚，进行一种文化批判上的策略安排，就是要用非常激昂的措辞，故意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因此才会鞭笞自己的祖先、传统和历史，憧憬甚至夸大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现代文明的“梦”，希望中国像开放的海洋一样，建成一个开放、现代化的国家。但同时他也承认，《河殇》以及当时的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

两位作者亦均否认该片有政治意图和背景。

以下引自独立中文笔会：苏晓康本人谈《河殇》，闹到中央全会上
《河殇》有一场高层缠斗，九〇年我在巴黎接受麦港、伊莎白夫妇访谈时，也谈了的。但那时很多内幕未公开。现插入一节，根据新公开的史料来谈这一段，高潮起伏，很精彩。

《河殇》是1988年5月底由中央电视台播出，每星期播出一集，六集一直播到6月底，引起轰动，广电部长艾知生请示胡启立，后者向他传达了赵紫阳的意见：“《河殇》是为改革鸣锣开道的。”

八月中旬，中央电视台请示胡启立，可不可以重播《河殇》？赵紫阳说：我看，可以重播。所以八月十五日开始重播，这一次比较密集，一天播两集，天天播。短短两个月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两度播放同一部系列片，从来没有过的事请。

1988年九月，可说进入了“《河殇》月”，因为那个月发生了好几件事，都同这个片子有关。

先是杨尚昆、李先念、赵紫阳、李鹏的秘书，都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要调片子看。中央电视台紧张了，又打电话去跟踪“首长观后感”。据说，两人有反应，两人不吭声。有反应的，一是杨尚昆，他的秘书说，首长看了以后说：“很好嘛，全军干部战士都要看《河殇》，解放思想。”再一个是赵紫阳，他的秘书对中央电视台说：“总书记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干啥骂老祖宗呢？”没有任何回应的两人是李先念、李鹏。我们听到这个结果，很惊讶，因为这个最初的高层反应，跟后来事态的发展，有点不搭界。

九月17日，新加坡的李光耀到访，赵紫阳接见他时，送了一件礼物，竟然是一套《河殇》录像带。据说赵紫阳对李光耀说，听说新加坡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我们这里最近出了一部电视片，是批评儒家的，送给你作参考。“新华社”对此专门发了〈动态清样〉——这是最高级的参考消息，发的范围极小。

几天后，王震的秘书打电话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叫去了，电话里说“王老看了这个片子很气愤”，但接电话的人听成了“很兴奋”。所以谭老总去的时候很轻松，谁知到那里听了王震一通大骂。当时王震正在看《河殇》，他们一进去，秘书就说：“我们王老已经看了第九遍了。”谁来他就拉着谁一起看，看完就骂。

谭文瑞回来后写了一个〈情况通报〉。王震对他说：

“《河殇》片子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

他还说：“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据说，王震这是冲着赵紫阳说的，因为他看到〈动态清样〉了。

王震又说：“现在舆论工具对《河殇》的评论是一面倒，全部叫好，不见对立面。建议你们找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文章。这场笔墨官司一定要打。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精神支柱问题，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第二天，王震率中央代表团去银川，那里有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银川王震也说：“我们宁夏濒临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一些所谓学者，把黄河骂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宁夏日报》也刊登他对《河殇》的批判。

9月26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30日上午会上发生了一件事，又跟《河殇》有关。这事的经过，从2009年在香港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可看出一些端倪：

“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9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河殇》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六四”以后，报纸上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王震“慷慨激昂”了一番什么，连我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不妨多引一点资料。以下文字，不管今天你读不读得出荒诞，它确实出自《王震传》（2012年12月出版）的一节〈王震斗《河殇》〉：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30日上午，这次会议的各项议题都已结束。在即将宣布全会闭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主席台上例行询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就在此时，一个洪亮的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会场回荡：“我来讲几句！”大家顺着声音寻去，只见在台下前排就坐列席会议的王震“腾”地站了起来，异常激动地说：

“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
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的报告有一个镜头。但后头是讲的改革呀，改革呀。”

“一提到《河殇》中鼓吹的那种“改革”，王震更是无法遏制心中的怒火，他接着尖锐地指出：

“照那样改，改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
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
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王震大义凛然的话语如金石掷地，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会场里回荡。当他讲完话的时候，一阵热烈的掌声卷过会场上空。但是，赵紫阳却支吾其词，回避问题的实质，搪塞几句就匆匆宣布散会。”

事后传说，那天全会上的中央委员们，绝大部分人没听懂王震在讲什么，也可能是他老了，口齿不清；也可能是他讲的湖南话很土，别人很难懂。他一讲完，赵紫阳说：“《河殇》这个问题，不是这个会议的议题，明天就是国庆日了，也没有时间，我看以后再找机会吧。”

这就是赵紫阳对王震的应付。

鲍彤（1932年11月5日—2022年11月9日），籍贯浙江海宁，成长于上海，中学学历。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赵紫阳政治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等职务。鲍彤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但赵紫阳的方针不被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受，最终以武力收场。鲍彤也成为当局当时逮捕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生平简历
1949年鲍彤高中就读于上海南洋中学，期间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华东局，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干部处干事，1954年，被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部二处干事，1964年，升任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文件起草工作。1978年，鲍彤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后又调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79年，鲍彤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改革开放
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始，鲍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后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及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鲍彤被撤职，并于5月28日在北京被捕。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7月，因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鲍刑满释放。此后，鲍彤一直生活在软禁中。

逝世
2022年11月9日7时08分，鲍彤逝世，享寿90岁，独立记者高瑜称鲍彤死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遗体告别式在同年11月15日早上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11月22日下葬北京昌平凤凰山陵园，与父母、妻子合葬。

红色字体部分可见，鲍彤此人远比今天怀揣名校博士文凭的高官们要坦诚。

[ 此貼被战肥臀在2024-06-17 20:22重新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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