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悠悠数千年历史，绝大部分岁月都埋没在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文化的土壤里，“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不可一朝无皇”。“辛亥革命”虽然从法统上驱逐了皇帝，实行了共和，但百年以来，帝皇崇拜却始终与这个民族的精神如影随形。即使又经历了反帝、反封建、反传统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启蒙，皇权图腾却又转化为领袖情结，这个精神顽疾一直操控着这个国家政治统治专制化、民众地位“奴婢化”和民族精神“巨婴化”的前现代治理模式。

一、中国现代史上“三大领袖”的政治结局
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在《告别革命》一书中剖析了中国百年现代史的三个“政治强人”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的政治命运。三人都曾各自引领过一个叱咤风云的“领袖时代”，均成于反威权反专制，败于守极权守暴政，是中国百年以来大小革命的基本诱因和历史诠释。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严重践踏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精英所提出的“五族共和”和“三民主义”理想，不满足于已窃取的权倾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高位，坚持要出演一场“恢复帝制，黄袍加身”的荒唐闹剧，最后导致暴卒中南海，身败名裂的下场。通过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上台的蒋介石，意得志满地提出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把自己当成中华民族舍我其谁的“救世主”。尽管在蒋介石看来这在国家危难时期是必要的，尽管蒋介石政府领导八年抗击日本侵略者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给历史留下了荣光，但事实上这是皇权一统深厚影响与专制独裁意识的结合。抗战胜利后，一方面是蒋介石听不进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关于“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建国之路”的建议，另一方面是国共双方都想消灭对方，中国内战无可避免地爆发了。蒋介石自负傲慢，舍我其谁，错把时势造就和历史托负当作自己的个人禀赋和政治资本，由党总裁做成了“独裁”，把中华民国经营成“蒋家王朝”，最终兵败大陆，落草离岛，成为孤家寡人，遭世人唾弃。领袖是历史的产物而非权力的荣耀，更不是某些野心家阴谋家可以垄断的专利。一个领袖的政治演进，必然与集权统治、一党专制和终身独裁紧密相连，蒋介石走不出这个“围城”，但国民党在经历惨痛失败之后，在蒋经国、李登辉等开明领导人引领之下走出来了，因此才有了台湾今日的自由民主和和平繁荣。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欣赏称赞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毛泽东从追求民主自由为理想信念的“革命”领袖，到1949年后喜闻“山呼万岁”，爱戴“四个伟大”桂冠的完全蜕变，这个过程伴随了数十年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清除政治对手，排斥异己，达到高度集权于一身的目的；也辅之以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举世瞠目的造神运动，塑造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领袖金身”君临天下的境界。最后的结局是毛险些葬送了其“亲自缔造”和终身执掌的政党和政权，将国家和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从而引发了一场改变历史的“思想大革命”和“制度大革命”。

二、权威模式历史进化的铁律：去领袖化
人类社会统治权威自古到今经历了三种模式：一是皇权统治模式，权力来源于“君权神授”和“奉天承运”的天然合法性，以及“宗法继承”和“血脉传承”的传统习俗，主要集中于古代“帝国制”与“君王制”国家。二是卡里斯玛权威模式，权力来源于革命时代中对帝王或前朝政权进行起义和造反成功的“革命领袖”的铁血性格和超凡禀赋，以及广大“追随者”对这种禀赋的认同和拥戴程度。三是法理权威模式，权力来源于依据现代国家法治制度的公正程序，由民众投票产生的合法性权威。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三种统治模式是由前往后替代递进的，从而经过不同的社会形态，最终形成现代国家政治文明。从帝王专制—民族共和—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权力重心不断下移，由“统治”逐步过渡到“服务”的演进过程，威权模式从“去帝王化”到“去领袖化”，最终回归到广义的“公民自治”。

但由于世界各国所经历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现代化程度不一，不仅导致以上三种不同的权威模式国家长期共存的局面，还产生了一类在程序上行“法理权威”之名，实质上行卡里斯玛权威之本，而在选择“领袖”接班人标准上又格外注重“皇族”出身和血缘之实的另类模式，这样一种代际理念杂烩型的权威模式，与其说是君王统治传统的“返祖现象”，不如说是拒绝政治进化的前现代威权意识的余孽。

从人类遗传学角度来说，“领袖”的禀赋极少来自先天遗传，政治领域内如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的能力和技巧主要来自后天的实践积累。因此现代国家与社会的管理，将越来越多地依靠宪政和制度的力量，越来越少地倚仗“领袖”的先天禀赋，以“出身”和“血脉”来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时代早已远去，“去领袖化”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三，公民社会必须告别“领袖”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国民经历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历史反思运动；经历及目睹了九十年代前后惊心动魄的浴血涅盘和苏东社会转型；打破了旧的体制束缚，建立了市场经济秩序，迎来了二十年前所未有的生活宽松和精神自由；进入新世纪之后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经受了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理念洗礼。借用陈徒手的一句警言：“故国人民有所思”，国人的公民意识已然开始觉醒，其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精英群体将抽象的爱国奉献热情转为对国家法治建设、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的智慧思考和理性参与；二是中产阶层逐渐学会用法律手段保护和捍卫公民应享有的个人权益，包括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他们具备了追求社会自治的才华和能力；三是国门打开后，普罗大众看到了并喜欢民主政体国家的亲民政府和平民领导，他们希望中国政府官员也能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促膝之间既能谈论国家大事，又能讨论柴米油盐，真正重视并实现他们的诉求。他们反感那类道貌岸然、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不食民间烟火、专刮民脂民膏的贪官庸吏，对前届领导人直呼“宝宝”、“涛哥”的昵称，就可窥见民意所向。

经历过“严冬”和“初春”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知最真实：自由的经济纬度，开明民主的政治体制与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是取得今天可喜成就的基本条件和关键保证，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顶层设计”，领袖的高瞻远瞩和伟光正的思想。国人自有足够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去创造财富和未来，用不着各级执政官整天教他们如何创业、如何生活和如何说话；更无需一套接一套的理论文牍来徒劳描绘“幸福”生活的空中楼阁。政治不折腾、市场少插手、社会生活少干涉的“和谐社会”，是国人对政府的最低期待；还权于民，推行“宪政社会”，应是国家未来的最大公约数。

国家领导人领袖化，必然伴随着一场登峰造极的新的造神运动，硬要把政绩平平、昏招频出、欠缺领袖禀赋和魅力的平庸者推至政治领袖、军队统帅、经济专家、思想导师、文化先知、道德裁判的高位，无疑是人为造就一位脱离人民和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袛人物，重演那场人神共愤的意识形态荒诞剧情，无异于要让人民将五十年前吐出的死苍蝇重新咽回去，只有反感和恶心的感受，没有任何“正能量”效果。

领袖的塑造，势必与党的核心、军队统帅、国家元首互为一体，强化一党专制，定于一尊的霸道政风，重回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管控四个权力中枢高度重叠的前世纪威权模式和一元化社会，这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逐步养成，来之不易的初具民主自由意识的多元化社会形态，无疑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如此一场逆法理进程而行，固守卡里斯玛威权的荒唐闹剧，预示着极权统治的威权模式正在走上历史的穷途末路。